「是」和指稱

　　本文先粗略地借集合論﹝set theory﹞來闡明「是」字的一些用法，並解「白馬非馬」之爭辯。再簡潔凝練地總結上世紀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的其中一個核心問題：有關指稱的議論，並附其他學派觀點。或評點其中一些瑕疵。

　　先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﹝Sir Winston Churchill﹞軼事兩段。話說首相先生赴美，進餐時要了一碟炸雞。首相先生甚好，便跟屋主夫人道：「可以要一份胸肉嗎？」夫人回曰：「敝國不說胸肉，而叫白肉。」次天，首相先生送蘭花一朵予夫人，並附箋云：「煩請把花別於夫人之白肉上。」另一次，一個叫 Paling 的人罵邱吉爾是髒狗。邱吉爾施施然回曰：「閣下知道狗會對籬笆﹝paling﹞做什麼吧？」

◆　「是」

　　多數人都用過「是」字，是嗎？可是，我們是否真真明瞭「是」字？「是」字是多義詞，本文只談其中幾種用法，如作「同意」等解釋不在探討之列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「是3」條記：「聯繫兩種事物，表明兩者同一或後者說明前者的種類、屬性」。我們深入看看這用法。

　　單就這種用法，「Ａ是Ｂ」可有四種情況：

Ⅰ　Ａ∈Ｂ，「Ａ」為「Ｂ」的分子﹝element﹞。
　　例：黃子華是人。
Ⅱ　Ａ⊆Ｂ，「Ａ」為「Ｂ」的子集﹝subset﹞。
　　例：白人是人。
Ⅲ　Ａ⊂Ｂ，「Ａ」為「Ｂ」的真子集﹝proper subset﹞。
　　例：{1}⊂{1, 2}。
Ⅳ　Ａ＝Ｂ，「Ａ」、「Ｂ」同時是分子，或同時是集，兩者同一﹝equal﹞。
　　例：Lewis Carroll is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.
　　例：寡婦是喪夫的婦人。

　　集﹝set﹞由分子組成。人是一個集，世上的人類是它的分子，如「詹瑞文∈人」。人可以分類，例如白人、黑人等等，而白人這一集的所有分子都是人這一集的分子，稱白人為人的子集，「白人⊆人」。又如，烏克蘭是歐洲的分子，「烏克蘭∈歐洲」。歐洲可以分類，例如東歐、西歐等等，而東歐這一集的所有分子都是歐洲這一集的分子，東歐是歐洲的子集，「東歐⊆歐洲」。

　　Ⅰ分子和Ⅱ子集是不同的。Ⅰ中「Ａ」和「Ｂ」不同類，Ⅱ中「Ａ」和「Ｂ」同類﹝都是集﹞。又，Ⅱ總是是自反的﹝reflexive﹞，Ⅰ未必。換言之，「Ａ⊆Ａ」總對，「Ａ∈Ａ」未必。又，Ⅱ總是遞移的﹝transitive﹞，Ⅰ未必。例如，「羅素∈英國」和「英國∈聯合國」不可推斷「羅素∈聯合國」，「白人⊆人」和「人⊆動物」可推斷「白人⊆動物」。

　　Ⅱ子集和Ⅲ真子集分別在於，「Ａ⊆Ｂ」中「Ａ」有可能等於「Ｂ」；「Ａ⊂Ｂ」中「Ａ」不等於「Ｂ」，即存在一些屬於「Ｂ」而不屬於「Ａ」的分子。這差別可能在日常應用中不大重要。

　　按日常用法，「白馬是馬」作Ⅱ解，即「白馬⊆馬」。那「白馬非馬」就是「白馬⊆馬」的否定。公孫龍子稱：「白馬者，馬與白也」，即「白馬＝馬與白」。那「白馬非馬」就是「白馬＝馬」的否定，即「白馬≠馬」。公孫龍子是說「馬與白＝白馬≠馬」，這是有違日常用法的。後世的爭辯源於「是」字不同用法﹝Ⅱ和 Ⅳ﹞的混淆。

　　再看看Ⅳ的用法。「寡婦是喪夫的婦人」，即「寡婦＝喪夫的婦人」？就這樣簡單？「Ａ＝Ｂ」是什麼意思？試看這論証：

　　Pato believes that George Orwell wrote Nineteen Eighty-Four.
　　George Orwell=Eric Arthur Blair.
　　Therefore, Pato believes that Eric Arthur Blair wrote Nineteen Eighty-Four.

　　或者：

　　尼克陳相信金庸寫了《鹿鼎記》。
　　金庸＝查良鏞。
　　所以，尼克陳相信查良鏞寫了《鹿鼎記》。

　　這不必對，Pato 未必知道 George Orwell 是 Eric Arthur Blair，尼克陳未必知道查良鏞是金庸。這類問題引發了有關指稱的哲學討論。

◆　分析哲學啟蒙

　　啟迪早期分析哲學的德國數學家和邏輯學家弗雷格﹝Gottlob Frege﹞寫《算術基礎》提出三點基礎原理：

①　總是明確分開心理的和邏輯的，主觀的和客觀的；
②　永不孤立探究一個詞的含義，而只在一個命題的語境中；
③　永不忽視概念和對象的區別。[1]
　　
　　弗雷格著重區分專有名詞﹝下簡稱專名，代表對象﹞和概念詞﹝代表概念﹞。如，「蘇格拉底」、「香港」、「那男孩﹝the boy﹞」是專名；「ｘ是哲學家」、「一個男孩﹝a boy﹞」是概念詞。把「蘇格拉底」填入函項「ｘ是哲學家」的變目位置，我們得到真的語句；把「香港」填入「ｘ是哲學家」我們得到假的語句。

　　「晨星是金星」跟「晨星是行星」兩個「是」是不同的：前句，「是」指「等同」，「晨星」和「金星」都是專名；後句，「是行星」是概念詞，「是」是謂項的記號。思考題：「士多啤梨是草莓」中「士多啤梨」和「草莓」都不是專名，為何？

　　類似上節「金庸＝查良鏞」論証之謬誤啟發了弗雷格對意義﹝德文 sinn﹞和所指﹝bedeutung，別與下面的 signifié 混淆﹞的區分，見其〈論意義和所指〉。如，「錢鍾書的女兒」和「楊絳的女兒」所指一樣﹝即她們的女兒「錢瑗」﹞，但表達式、意義不同；「12-7」和「2+3」所指一樣﹝即「5」﹞，但表達式不同，前者是減法，後者是加法。

　　分析哲學受弗氏影響，但亦認為他有不完善處。弗氏認為凡語句的所指只有「真」和「假」兩值。這扼殺了語句內容的異差。依據弗雷格凡真語句都指稱「真」，但真語句可指稱不同的事實。另外，弗氏認為專名必有意義和所指的區分，即專名必有所指稱的對象，其語句才有意義。羅素在〈論指謂〉﹝On Denoting﹞一文舉例反駁。試看「金山不存在」，依弗氏的理論，「金山」必有所指稱的對象，但金山不存在，故有矛盾。

◆　符號學、結構主義先驅

　　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﹝Ferdinand de Saussure﹞認為，符號﹝sign，法文 signe﹞是語言的基礎單位，語言是符號的集合。符號由能指﹝signifer, signifiant﹞和所指﹝signified，signifié，別與上面的 bedeutung 混淆﹞組成。能指是字的讀音或寫出來的形象。所指是能指所引出的概念。

　　符號任意性﹝l'arbitraire du signe﹞要指為，語言符號是任意的，能指和所指的聯繫是任意的。例如「兄弟」的概念跟其國語能指「xiōngdì」這聲音是沒有內在關係的。

　　思考題： 這種符號區分跟弗雷格的有什麼分別？

◆　「哲學範例」及其批判

　　談弗雷格一節提到羅素的〈論指謂〉是上世紀的重要文獻，被視為哲學之範例。文章首先批評奧地利哲學家邁農﹝Alexius Meinong﹞和弗雷格的觀點，再提出描述詞理論﹝theory of description﹞。羅素《數學原理》﹝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﹞和《哲學問題》兩書亦有闡釋。

　　羅素將知識分為相識﹝by acquaintance﹞和描述﹝by description﹞兩類。相識知識透過人自己體驗直接所得，描述知識由事物的描述間接所得。如此，名稱有命名和描述兩種功能，前者屬專名，後者屬描述詞。

　　所謂描述詞，「指『一個某某 』或『那個某某』格式的任何片語。『一個某某』格式的片語，我謂之『含糊』描述詞；『那個某某』格式的片語，我謂之『明確』﹝單數﹞描述詞。[2]」留意，「一個」與「那個」，是英語不定冠詞﹝indefinite article﹞「a」與定冠詞﹝definite article﹞「the」之分。羅素主要研究「明確」描述詞。

　　依據弗雷格凡的看法，如「余華是《活著》的作者。」的句子是同一陳述句。羅素以為，若「余華」和「《活著》的作者」都是專名，會推出「余華是余華」這種無意義的句子。「余華是《活著》的作者」這類句子要麼是假，要麼無意義。但若將「《活著》的作者」視為描述詞，問題就解決了。

　　英國哲學家斯特勞森﹝P.F. Strawson﹞撰有〈論指稱〉﹝On Referring﹞批判羅素的理論。試釋要義如下。羅素認為句子只有真、假或無意義三種，斯特勞森舉「法王是聰明的」為例反駁。羅素認為「法王是聰明的」這類句子是假的，因為當今沒有法王；斯特勞森則認為句中「法王」可以是指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的陳述，或者是故事的敘述。易言之，斯特勞森著重以下區分：

　　Ａ１　句子﹝sentence﹞　　　　　Ｂ１　表達式﹝expression﹞
　　Ａ２　句子的使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Ｂ２　表達式的使用
　　Ａ３　句子的言辭﹝utterance﹞ 　　Ｂ３　表達式的言辭

　　表達式有唯一的指稱用法。包括代詞如「這個」、「那個」、「你」、「我」、「他」，專名如「余華」、「捷克」，明確描述詞如「法王」、「這士多啤梨」。表達式本身指稱沒有指稱作用；在不同場合使用，即表達式的使用，才有指稱作用。比方說，「法王」沒有指稱作用；在特定場合時，如指路易十四，才有指稱作用。又像「槍不殺人，人殺人」。那末，羅素混淆了Ｂ１和Ｂ２。

　　 句子是由表達式作始的東西。如「法王是聰明的」。道理同上，句子本身沒有真假可言；在不同場合使用，即句子的使用，才有真假可言。比方說，「法王是聰明的」沒有真假可言；在特定場合時，如指路易十四，才有真假可言。

　　再看弗雷格基礎原理之二，可引申為不孤立句子含義。如此一來，羅素就是忽略了語境而探究孤立句子。概括地說，羅素探求一種純形式化的哲學語言，斯特勞森則堅持語言離不開日常用法。

　　唐奈蘭﹝Keith Donnellan﹞撰有〈指稱與明確描述詞〉，提倡屬性使用﹝attributive use﹞和指稱使用﹝referring use﹞的區分來了結羅素和斯特勞森之辯：

①　屬性使用跟據描述詞的特徵歸類；
②　指稱使用跟據說話者的語境唯一地指稱某事物。

　　以「殺陳恆者是瘋狂的」為例，我們不知殺陳恆者是何人，而由謀殺方式來判斷這人是瘋狂的，是謂屬性使用；我們知道幹掉陳恆的張三做了一些變態的事，而不知張三本人的特徵，「殺陳恆者是瘋狂的」是真若且唯若張三是瘋狂的，是謂指稱使用。

　　美國哲學家克里普克﹝Saul Kripke﹞的《命名與必然性》收錄了三場演講，批評了弗雷格和羅素的理論，並提出歷史因果論。原先命名者有固定指稱，但指稱會隨著社會其他人的用法而變，形成因果鏈。因果論的反對者主要有英國哲學家埃文斯﹝Gareth Evans﹞和美國哲學家塞爾﹝John Searle﹞。另外，克里普克之文漏洞甚多。張海澎曾作有力批判，參見《分析邏輯──理性思維的基石》或〈駁克里普克的先驗偶然真理與後驗必然真理〉，不贅。另一位美國哲學家普特南﹝Hilary Putnam﹞亦發展出近似克里普克的理論。

◆　跋

　　一般分析哲學家認為維根斯坦的其中一個重要貢獻，是把邏輯和數學的恆真命題都視為重言式，而且這些命題只是符號系統的法則並跟現實世界無關。本文試圖以邏輯和數學來解釋日常語言。這在某些情況下令日常語言的困境清楚表達。我們亦看到日常語言一些不完善處。

主要參考書目

Keith S. Donnellan,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.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, 77, 1966, p.281-304.

Gottlob Frege,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. (trans. J.L. Austin) New York: Happer & Brothers, 1960.

Gottlob Frege, Translations from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. (ed. Peter Geach and Max Black) Oxford: Basil Blackwell, 1960.

Paul R. Halmos, Naive Set Theory. New York: Springer, 1974.

Hilary Putnam, Meaning and Reference.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, Vol. 70, No. 19, 1973, p.699-711.

Hilary Putnam, The Meaning of 'Meaning'. Mind, Language and Reality. Philosophical Papers, Vol. 2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75, p.215-271.

Bertrand Russell, On Denoting. Mind, new series, 14, 1905, p.479-493.

Bertrand Russell,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. London,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4.

Bertrand Russell,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. New York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7.

P.F. Strawson, On Referring, Mind, new series, 59, 1950, p.320-344.

公孫龍子：〈白馬論〉。

張海澎：《分析邏輯──理性思維的基石》﹝香港：青年書屋，2004 年 6 月初版﹞。

次要參考書目

William G. Lycan, Philosophy of Language: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. London,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1.

A. P. Martinich (ed.)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. New York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7.

胡明揚主編：《西方語言學名著選讀》﹝臺北市：書林，1996 年﹞。

注

[1] 英譯為：always to separate sharply the psychological from the logical, the subjective from the objective; never to ask for the meaning of a word in isolation, but only in the context of a proposition; never to lose sight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cept and object. 見 Frege,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. p.xxii.

[2] 原文為：By a 'description' I mean any phrase of the form 'a so-and-so' or 'the so-and-so'. A Phrase of the form 'a so-and-so' I shall call an 'ambiguous' description; a phrase of the form 'the so-and-so' (in the singular) I shall call a definite' description. 見 Russell,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. p.52.